郑永年：中国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打开了中国和世界历史新的未来。世界亦在关注中国共产党所定出的历史方位，已经和将要对国际新格局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先进性和领导力，在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清晰地呈现，接下来中国要走的路，亦一一被照亮。
近日，记者专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实录整理。
使命意识
记者：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很多深刻而让人振奋的新论断。我们也能够体验和观察到中国过去这五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世界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恍若之间，中国和世界都变了，像报告所说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有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报告的思想和内涵？
郑永年：
按我自己的理解，不仅仅是十九大报告，就是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多年前我就感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判断一个执政党，领导人是相当重要的，党本身的使命也非常重要。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跟西方的政党是很不一样的，是一个负有使命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基础，就是看有没有实现这个使命，具体来说就是向老百姓承诺的要做的事情，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这跟西方计算选票的合法性是很不一样的。
从历史的时段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经过各种思想和实践的碰撞之后诞生的，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现代性和传统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不是去维持什么，就像中国从秦朝到晚清。就在维持一个体系的运转，能有效运转，就是最大的目标了，所谓历史的变化，也就是在维持、重复一个基本的社会体系。但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的进步观念，站在历史发展的一边。她需要不断地推动变革。她本身的现代性使其不断地自我超越和超越特定历史阶段。但各历史阶段又是不能割离的。
所以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包括现在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开创的新的历史。
记者：
这是一个不断地继承、开拓的过程。正是由于党在实践上的伟大探索和思想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使得中国在实现国家富强与现代化中没有迷航，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郑永年：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也就3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就进入下一个30年。
我们看毛泽东时代，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困难问题，即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人民的苦难是痛入骨髓的。
邓小平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的问题，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那么现在，随着十九大的召开，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全面推进各项伟大事业的时候了。
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行动和热情
记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是否可以预期接下来的一些变化？
郑永年：
用大白话说，就是要干活，实干兴邦。从现在开始，要干得更多。重点是进行制度建设，这是这一代领导人对自己使命的认同，这一点很重要。
我理解，从现在到明年3月，肯定有很多制度的建设或会出台或在酝酿。
记者：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还没有形成如此清晰的蓝图——我们大概知道从哪儿来，也知道要到哪儿去，但具体如何走，有哪些阶段，该注意什么，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现在，十九大报告一定位，就把中国人民带入了一种参与创造历史的热情中。
郑永年：
你说的这种社会的感受，从理论上说，其实正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所要回答的：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比如，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这30年分成了两个阶段，更具规划性和操作性。越看得见，越说明蓝图的科学，越能激发动力和热情。
可以说，十九大报告深刻回应了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
记者：
现代性本来是一个多维度的东西，但是因为是西方先行，所以好像形成了一个等级结构，好像要按西方的模式来。但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也可以形成自己强大而极具吸引力的模式。
郑永年：
现代性需要方方面面地看。
一方面，对于现代性这个概念，你要放到自己的历史里看；另一方面，现代性要放到世界历史里看，两者是辩证的关系。
很多人只是把中国放到西方现代性的语境里面来审视，这个就是胡扯的事情，因为中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路径。
每个国家的现代性有它自己的规定，从近代以来我们就在向西方学习，但不意味着我们就只是学习而没有创造，并形成自己的模式和方案。
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成功方案。同时，中国共产党还主张，对任何“方案”都不要生搬硬套，要尊重多样性。
领导力和向心力
记者：
观察一些西方政党对选民偏好的注重，似乎更多是在迎合选票以便让自己继续存在。而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目标。
郑永年：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方向感，有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而不仅仅是回应外部的挑战。
现在强调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一说伟大斗争，西方人一听可能就容易理解成权力斗争。这是完全错了，不是这个意思，说的是为了使命而斗争，是为了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这是一个政党具有行动力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一个政党，我们前面说了，从一开始她就是一个因使命而成立的政党。
要解决问题的话就要有使命感，必须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是最低层面的。第二个层面是要与时俱进，时代发生变化了，也要自我超越。但这第二个层面也不够，还要有第三个层面，就是要引导这个时代的变化。这第三个层面是最重要的。而十九大，把这一层面阐述得非常清楚。
记者：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一直是当今世界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作为中国的政治主体，“领导性”是如何体现在党身上的？
郑永年：
我们可以说一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称马列主义，这实际上是主义加组织。
党的这个领导性从哪儿来？就是先进性的问题。列宁主义解决了政治主体性的问题，解决了国家角色，解决了党的问题，所以我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体的。
世界上很少政党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机结合到一起，但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结合到一起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性，其先进性的一个来源就是在思想上最先进、最具现代性的那些人。
纯洁党的肌体之所以如此极端重要，也是因为必须保持先进性。西方那样一人一票，选票多的就可以叫精英了，但中国说不是这样的。
记者：
世界都在关注十九大，十九大所引领的历史新阶段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
西方会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并调整相应的策略。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敏感必会导致政治上的一些变化。而国际新格局也会在这种互动中形成。
我们讲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是明确的，并且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动力和机制去做到这一点。
但西方未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提出这个，未来是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在国际上也是中国的一种软实力。
领导力最终会体现为一种向心力。随着十九大后各种重大变革的推进，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源：《南风窗》）